国朝宝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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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朝宝鉴》是一部实录体史书，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了李氏朝鲜从太祖李成桂建国（1392年）至哲宗朝（1849—1863）前后共470年的历史。作为官撰史书，历代王朝对《国朝宝鉴》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另一部编年体史书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的编纂。其内容与“实录”不同，《国朝宝鉴》在前代君主的治国业绩中遴选其嘉言善政，“取其训谟功烈之大者”编辑成册，作为当今及后王之楷模。

《国朝宝鉴》的编纂始于第四代王世宗李祹（1397—1450）效法中国宋朝之制。《国朝宝鉴总叙》载：“世宗尝览宋史，甚喜。国史院撰进正史实录之后又辑祖宗宏谟要政撰宝训，以备迩英讲读。曰此可法也。”遂命艺文馆大提学权踶、集贤殿大提学郑麟趾等人收集太祖、太宗朝“宏谟要政”，编为两朝宝鉴，但“竟未之成”。1456年，朝鲜第七代王世祖李瑈（1417—1468）“欲成世宗未卒之志事，命辑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文宗宏谟要政。”世祖为此专门设立修撰厅，以集贤殿大提学申叔舟、权擥兼任知春秋馆事，并命李可堪、姜希孟、成任、韩继禧、金之庆、金寿宁等人协助编修。同时强调“与正史实录偕行也，修撰诸臣并称史官。”翌年，即世祖三年（1457），辑成七卷三册，此为最初的《国朝宝鉴》。此后睿宗、成宗、中宗、仁祖、孝宗都想续撰《国朝宝鉴》，并采取相应措施，但结果均“竟未之成”。

到第十九代王肃宗李焞（1661—1720）执政时期，工曹参判李端夏上疏，言其父李植于仁祖年间主事《宣庙宝鉴》终未成，“此为遗恨之大者也”，奏请续撰。肃宗允之，命其“兼管此事，抄出成书，以副仁祖之成命，以终其父之遗志。”肃宗十年（1684），李端夏完成《宣庙宝鉴》十卷五册进献王室。1729年，第二十一代王英祖李昑（1694—1776）“以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文宗、宣祖皆有宝鉴，而列朝俱阙焉。遂欲纂续为一统文字”，命前大提学尹淳兼任知春秋馆事，并专设纂辑厅编纂《肃庙宝鉴》。同年冬十月、十二月，英祖分两次“御笔书下凡例”共四条，规范编纂纲领。后改任大司成李德寿为兼春秋馆修撰官。英祖六年（1730）二月，《肃庙宝鉴》本编十五卷七册遂成，另有别编一册，共十六卷八册。

朝鲜第二十二代王正祖李祘（1752—1800）是极为重视继志述事、崇儒重道之人。正祖五年（1781）七月，《英祖实录》完成。正祖即提出“光庙朝撰成宝鉴后只有宣庙、肃庙两宝鉴，其余十二朝尚为阙文”，要求“会并编十二朝宝鉴与三宝鉴及英庙宝鉴合成一书。”遂命赵?、李命植、金熤兼知春秋馆事，先期遴选编次英祖朝事迹，送交校正所；命原任大提学李福源、徐命膺在家校正，完善《宝鉴》之体例；命郎厅三人兼编修官、注记官和记事官，原任领议政金尚喆负责检摄。《英庙宝鉴》编辑完成，即刻展开十二朝宝鉴编纂，选拔专人分别从《实录》抄出相应朝代史绩，编辑完成的稿件分批送到校正所反复校勘，并专设监印厅刻印。经过三个月的全力以赴，于正祖六年（1782）十一月合编完成，共包括本编六十八卷二十二册，别编七卷二册。

朝鲜第二十四代王宪宗李奂（1827—1849）命遵循正祖朝旧制，续撰正祖、纯祖、翼宗三朝宝鉴，以领中枢府事赵寅永为总裁官，判中枢府事郑元容等为校正官。翌年，即宪宗十四年（1848）辑成，包括本编十四卷三册，别编一册。随后将续编和原编合编成本编八十二卷二十六册，别编一册。

及至隆熙二年（1908），第二十七代王纯宗李坧（1874—1926）命续撰宪宗、哲宗朝宝鉴，以大提学李容元等人为纂辑官，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等人为校正官；但不另设编印机构，由奎章阁、监印厅负责。翌年（1909）完成，八卷二册。随后将续编与原编合为一体，形成《国朝宝鉴》完编，共九十卷二十八册。1910年日本全面统治朝鲜，废除国王及朝鲜年号。此后1936年，李氏王族计划续编高宗、纯宗宝鉴，终未成功。因此可以说，隆熙三年（1909）版《国朝宝鉴》既是各朝宝鉴之集大成者，又是朝鲜王朝最后一部朝代历史典籍。后人所言《国朝宝鉴》者，盖为此本。

通过上述对《国朝宝鉴》编撰历史的考察可知，该书有多种不同种类和版本。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合编，成为主要的版本。即：正祖朝，编成六十八卷二十二册，史称原编；宪宗朝，编成八十二卷二十六册，为续编；纯宗朝，编成九十卷二十八册，为完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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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图书馆现藏有《国朝宝鉴》一部，全本。全书六函，八十二卷二十六册，宪宗十四年（1848）朝鲜版。线装，索书号000178。全书高31.8厘米，宽21厘米；版框高25厘米，宽18厘米。木刻板为主，兼有活字印刷。半叶10行，每行18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花鱼尾。装帧方面具有较为典型的朝鲜线装古籍的特色：五眼装订，红册丝编结，封皮为黄染楮注纸，背衬凸纹暗花图案。封面除墨书正题名及册别外，右上角列有横题目，题写本册之篇目。书脑下部靠近书角处题写总册数“共二十六册”。书根题写正题名及册别。每册书均钤有藏书章：封面右下侧有原藏书者竖长方章“忘盥栉书舍主人”、封底内侧靠近书脑处有“王国傑藏”印章；正文第一页右下角盖有藏书单位竖长方章“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”。内容编排顺序为：正祖御制国朝宝鉴序，宪宗御制国朝宝鉴序，领中枢府事金尚喆等撰进国朝宝鉴笺，领中枢府亊赵寅永等撰进国朝宝鉴笺，总裁大臣金尚喆为首的校正、纂辑、考校、缮写、参订、御制校阅、御制书写、监印等参加人员名单，国朝宝鉴总叙，国朝宝鉴凡例，国朝宝鉴目录，正文，领中枢府事权敦仁撰国朝宝鉴跋，以总裁大臣赵寅永为首的校正、纂辑、考校、缮写、参订、御制校阅、御制书写、监印等参加人员名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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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朝宝鉴》与《朝鲜王朝实录》都是朝鲜王室直接掌管的国家项目，在朝鲜古籍中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。而“宝鉴”作为一种几百年延续下来的史书体裁，是朝鲜所独有的，在编撰目的、选材体例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标准和鲜明的特色。正如朝鲜正祖李祘在御制序中谈到“宝鉴”与“实录”之异同时说：“实录与宝鉴皆史也，而体不同。事巨细得失无不笔，藏之名山以竢天下万世者，实录是已；取其训谟功烈之大者特书而昭揭为后嗣王监法者，宝鉴是已。故实录秘而宝鉴彰；实录期乎远而宝鉴切于今……有国者则有实录，而宝鉴则惟我朝有之。”正因为《国朝宝鉴》旨在记述、揄扬历代君主之功德，为现朝及后代君主提供鉴戒，因此它的选材必定精选国君治国爱民的嘉事善言。其史料来源，主要是摘编自《朝鲜王朝实录》，而宪宗朝开始，广收《日省录》、《承政院日记》、《备边司謄录》等第一手资料，针对性强，对君王施政具有较好的规范和鉴戒作用。事实上在不少朝代均有国王主持讲论《国朝宝鉴》，并遵循先代祖宗朝故事来处理政事的历史记载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国朝宝鉴》对国王施行仁政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同时也是后人了解古代朝鲜的政治生活，研究帝王学的宝贵史料。或诟病其过度粉饰，实乃《国朝宝鉴》之定位、性质所致也。

其次，《国朝宝鉴》是朝鲜历代君王作为“光前裕后，以为万世监法者也”，国王亲自主持，任命当朝一流学士，聚集全国能工巧匠，以举国之力去完成。同时，所投入使用的纸张、印版等物品及装帧也是一流的。1848年版《国朝宝鉴》分宗庙奉安件、进上件、奉谟堂奉安件、史库奉安件及颁赐件，装册及装潢用料均有不同。从装帧情况综合分析，中国民族图书馆所藏《国朝宝鉴》应为颁赐件。按照朝鲜王朝惯例，《国朝宝鉴》编印完成后，单独制作《国朝宝鉴监印厅仪轨》，详细记录其全部过程。可以说，《国朝宝鉴》代表了朝鲜时代书籍刻印工艺的最高水平，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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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/崔光弼  图/李莉  资料提供/曹娇林）